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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馬堅學術理路述論

【字體大小】 [] [] []2019-03-27 10:31 文章來源:中國穆斯林編輯部 作者:撒海濤 何壹辰

近代中國的一個突出特性,便是古今中外多種思想互滲交織。回族知識分子在新與舊的抉擇中亦面臨如是境況。光緒三十二年北平王寬阿訇鑒于“各地禮拜寺附設之經學,教學方法陳舊迂拙,事繁效鮮”①提倡經堂教育改革,“自是厥后,各地回民莫不聞風興起。至今流風所被,全國各地凡有回民之地,幾乎莫不有回教小學之設”②,顧頡剛先生將其稱之為“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覺發動的文化運動。”③

1929年,青年馬堅考入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成為回族新文化運動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在進入新式學堂求學之前,馬堅就曾接受中國伊斯蘭傳統經堂教育和私塾漢文化教育。作為近代第三代回族知識分子代表的馬堅④,既繼承了明清以來經堂教育的啟蒙傳統,又順應了新時代的發展要求。誠如羅志田所言:“變動和中斷的一面或許更能體現中國近代史發展演變的特色,但其與不變和傳承的一面又相互緊密聯系,兩者并行而共存是更通常的狀態。”⑤通過廓清馬堅學術思想的內在理路來考察回族知識分子個體在接續傳統與調適社會時的交融互滲特征,無疑具有從個體到整體的參照意義。

一、內在的傳承邏輯:延續傳統與自覺反思

白壽彝先生早已指出:“馬堅教授的成就,當然要歸功于他的個人努力,但我們必須看到,他與云南穆斯林學術系統的密切關系。”⑥1939年馬宏毅曾翻譯《世界回教民族派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學生團調查記》之八《中國學生》一文,其中提到外國人眼中的留埃中國學生的一個細節:“中國學生在愛大舊學部的人數是三十人,他們全研究的是艾布哈尼法買子亥布。”⑦中國穆斯林的教法學術傳統,潛移默化影響著遠渡重洋力求革新的青年學子的視野,可謂斷裂與延續的雙重交織。

從青年馬堅的漢文譯著來看,多關注于教義學等中國伊斯蘭學術尤為重視的領域,亦可見傳統對青年馬堅視野和關注方向的熏染。馬堅在《教典詮釋》序言中指出:“先賢劉介廉在他所著《天方典禮》的參考書目中曾提及賽氏的注釋,稱為《教典釋難》……先賢馬復初曾刊印《奈氏教典》于昆明。同治九年他刊印《賽氏注釋》,稱為《教典釋難經解》,分為上下冊。先賢馬致本于光緒十九年刊印《賽氏注釋》的節本,稱為《天方釋難要言》(這些版子現在還保藏在昆明正義路清真寺里)……數百年來,我國南北各省的經師,大都以能講授《賽氏注釋》自豪……”⑧馬堅翻譯此書雖是鑒于上述先賢的譯本“太古奧,太晦澀,比讀原本還費力”⑨,但接續明清以來先賢漢文譯著傳統以自任的意味亦可從字里行間品味出來。馬堅充分肯定明清先賢漢文譯著的價值,他曾在納忠所譯《伊斯蘭教》一書序言指出:“像先賢王岱輿、馬文炳、劉介廉、馬復初那樣杰出的學者,真是鳳毛麟角”。⑩

青年馬堅在自覺繼承明清以來中國穆斯林漢文譯著傳統的同時,亦結合時代特征,對傳統表述方式進行反思。1936年,馬堅在《先賢古蘭譯文考》一文中認為:“能用中文介紹伊斯蘭學者,據我們所知道的,始于明末的王岱輿。清初有馬公文炳,劉公介廉,伍公子先(遵契),清末有馬公復初(德新),他們生當專制時代,思想,言論,出版,都受限制,所以不能把伊斯蘭的教義、教律、史籍等盡量地介紹到中國來,甚至連……《古蘭經》也沒有譯成中文。馬公復初雖有《寶命真經直解》五卷的譯本,但未發表,直至民國十七年,中國回教學會才加以刊印。”

對回教文化與主流文化長期隔膜現狀的自覺反思,構成了馬堅漢文譯著的另一重要維度。1943年,馬堅在其譯作《回教哲學史》序言中認為:“我國回教學校,自古以來,雖研究辯證派哲學(凱拉姆),與蘇菲派哲學(太蒜悟弗),但對于這兩種學問的源流,大都不甚明了;這是個莫大的缺陷,應該加以彌補。又我國已有的世界哲學史,或西洋哲學史,對我回教哲學,非常歧視;不是一字不提,便是語焉不詳……”1944年,馬堅在其譯作《回教哲學》序言中說:“一神論是回教哲學的基礎,回教的各種宗教科學,無一不以一神論為最后的根據的,所以信奉回教者,必習一神論,研究回教者亦當從一神論入手,我國素無適當的漢譯的一神論專書,可供教內教外人士的參考,這是莫大的憾事……”

二、向外的超越性:溝通中阿與現代闡釋

如果說對傳統漢文譯著的自覺揚棄是馬堅學術脈絡的邏輯延伸,那么溝通文化隔膜進行自覺表述則是其學術理路的另一重要維度。馬堅的自覺表述一定程度基于他對自身身份的定位:“我是中國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負著雙重義務,公民的義務和宗教的義務。我應該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幫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國家的人民了解中國的哲學和文學;同樣也應盡最大努力,把伊斯蘭教的經典和著作介紹到中國,以使教內外同胞都能了解伊斯蘭的真諦。”這也塑造著馬堅自覺表述實踐的格局。1935年,《伊斯蘭學生》雜志刊發埃及通訊:“第一屆留埃學生馬子實君,于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曾著有中國回教概觀一書,為埃人所贊許。近又將中國之四書譯為阿文,以溝通中埃文化。現已將論語一書出版,中國專門阿文學者不可不具備一篇,以為研究四書之一助云。”溝通中阿文化既是作為知識分子個體的馬堅所進行的學術活動,亦與其內在的學術理路一脈相承。

青年馬堅等留埃學子的視野實質上構成了回族新文化運動的視野延伸,使得新文化運動具有了寬廣的外部思想延伸。1934年,《月華》雜志發表社論:“自民國十二年,第一屆留埃學生抵埃后,此種孤立之局面,由此打破,而加入世界回教之舞臺矣!”其中期許,可見一斑。馬堅等人也不負眾望,自覺承擔起駐埃通訊員的角色,在《月華》《清真鐸報》《伊斯蘭學生》等報刊發表一系列有關伊斯蘭文化方面的文章,既為回族大眾打開了一片新的視野,也標志著近代第三代知識分子自覺開始了參與回族新文化啟蒙活動的歷程,留學埃及的地利條件使得馬堅等人實質上打開了中國穆斯林觀察世界的窗口。

如果說溝通中阿是馬堅思想超越性的空間維度,那么對伊斯蘭的現代闡釋則是其外在超越性的時間維度。在《回教真相》一書序言中,馬堅這樣陳述:“我在中學時代,最好研究的是數理科學和自然科學,我很想明了科學原理與回教信條相抵觸時,怎樣的加以調和:中國回教先賢王岱輿、馬文炳、劉介廉、馬復初諸人的遺著,我都讀遍了,畢竟沒有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一次我同愛資哈爾大學回教哲學研究院的教授易卜拉欣·吉巴黎氏談到這個問題,他便介紹我看勒吉斯爾氏的《回教真相》......讀過以后,精神上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痛快,六七年來的疑團,這時候才算打破了……”用現代教育和科學的理解來闡釋伊斯蘭信仰,是伊斯蘭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伊斯蘭現代主義的先驅穆罕默德·阿布篤曾在19世紀末任教于埃及愛資哈爾大學,馬堅曾將其著作《回教哲學》譯為漢文于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受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潮影響,青年馬堅亦致力于對伊斯蘭教理進行現代性闡釋。譬如對于作為伊斯蘭五大支柱之一的禮拜,馬堅將其與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等現代教育理念結合起來一一闡述,諸如陸續翻譯醫學家阿卜杜勒·阿齊茲《回教與現代醫學》一文,刊于《清真鐸報》,并撰寫《回教與女權》,從時空對比的角度論述回教對婦女權益的尊重;以及撰寫諸如《回教與衛生》《伊斯蘭的圖書館》等一系列伊斯蘭現代主義色彩濃厚的譯著。馬堅譯著的這一系列具有伊斯蘭現代主義特征的文章,啟發了國內大多數致力于新文化運動的回族知識分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思想基礎。

三、結語

馬堅繼承了明清以來中國穆斯林知識分子藉由漢文譯著所進行自覺表述的傳統,對傳統的自覺繼承與反思可謂其內在延續性的邏輯延伸,而通過對自身與時代定位所進行的時代表達和對伊斯蘭的現代性闡釋則構成其向外超越性的重要內容。在延續傳統中自覺調適,在適應時代中傳承傳統,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在青年馬堅的學術理路中實現了二元共存,這與其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亦與回族知識分子的文化品格一脈相承。斯人已逝,其風猶存,值此回族新文化運動百年巡回之際,如何在先輩的學術理路中參悟找尋出一條符合時代發展的文化道路,依然是當代回族學人值得思考的時代命題。

(作者撒海濤系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生;何壹辰系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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